旧闻评论 | 饭局演绎:禁忌与公义

与饭局有关的斗争,从前有杯酒释兵权那次,有鸿门宴那次,但与最近这桩引起喧哗的饭局相比,它们都还算是暗战,憋着一股计谋的不动声色,不事声张,暗中使劲。京城这一次,按照微博的标准,也已经算是吵闹了——本以为意识形态消停了呢。


石扉客答记者问,人家说如何看待这事上的“分裂”,他就恼了,说这是清清楚楚的、黑白分明。我以为石扉客是听错了,人家电台问的是“分歧”,他听成了“分裂”。这个就像是南区伯、北老毕上一再表现的,各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各说各话。


各种声音基本上登场完毕,毛粉一派找到了久违的拿手题材,就连公知一派也仿佛复活了,两下拿着话语的矛与盾做着假想中的搏斗。要是不想看戏的,也没什么办法去阻止声音传来。讨巧的办法之一,是给予这些声音以别样的解释,不乱心神,稳住立场。


有一个声音从门洞里传来,终究值得说道,其大意是:贪官饭桌上一句诅咒小民的话被偷录出去,乌纱帽就没了;官员开放的录像被偷放到网上,就被撤职了;主持人讲了“不雅”内容,就被单位下岗了——如果你支持最后一个,也应该为那些官员的隐私权讲话。


这是一个很有力度、容易招致迷惑的诡辩题,有人用公权与私域差别点明这么讲的要害。官员因公权在身,让渡了隐私权,而且涉及到公众利益;主持人无外乎是口无遮拦,不害人,所以标准不同。这么讲是有道理的,但明显缺乏说服力,因为这里面并不存在统一标准问题。


总结饭局喧哗的陈辞,关键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分别体现为“禁忌”与“公义”两套语言与逻辑。看似吵闹,实际上两下并无对话或交集。要言之,毕福剑触犯的是“禁忌”,以“公义”为其辩护并不恰当。禁忌的逻辑与公义的标准,是截然两回事。


央视暂停毕福剑节目,并且勒令其道歉,非常符合“禁忌”的逻辑。以央视这么个超级喉舌来讲,如果不处罚毕福剑才是“失职”,毕的道歉也服从了这个逻辑,他用这个低头“认罪”否定了以公义话语为其做辩的多情与盲目。无论公私,禁忌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事件中,禁忌就是对毛的非官方评价——无论民间对其有多少调笑与戏虐——一旦这种“地下定性”步入公开场合,禁忌的压力就会启动。而在中国语境下,这个禁忌有着完整的动员步骤,甚至于它是一种受到保护与培育的禁忌,它是有强制力的。


很多因为偷拍偷录而遭到处理的官员,其下场处置也并非因为公义使然,实在也是其他类型的禁忌发挥了作用。这里面可能有官场上的禁忌,也有党的禁忌。换言之,禁忌不以公私做区分,只是以明暗为划界。在这个时候,恶猜公权、善待个人的区分丧失了解释能力。


但是,在公知的那一边,是希望将这些后果理解成“公义”的成果,将其公示给更多人:你看,这是对公义的臣服。这么做并非毫无意义,但越到后来,越容易堆积起话语的泡沫。这是因为它始终与实际隔了一定距离,走不进问题,没有行动能力。


禁忌围绕“术”展开,它本身是可以调整伤害能力的。许多民众比公知更早认识到这一点,也早有尝试。比如那件上海法官的性丑闻,就是由利害人偷拍暗访加以曝光的结果。没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复习公义的要点,想到只是在禁忌的平行层次上,激活它。


正是禁忌本身形成了管制的方法,尽管毕福剑偶然戳破了这一点,但从后来的情势看,将这一禁忌当作教条的人群采取了更积极的动作,通过施加具体的惩罚,修补了禁忌的破损,并且让它看起来更不可冒犯。公义在现实情势下,不具有这个功能,因为现实并不遵守公义逻辑运行。


体制在调整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制造不利于自身的禁忌——这一点会被民众抓住并利用。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有可能会调整禁忌清单及其排名,但维持禁忌的饱满存在亦是统治术。从总体上讲,禁忌是自上而下的压制,公义是自下而上的倡导,力量对比可见一斑。


最后,只谈论禁忌而轻视公义,在公义捍卫者那里容易走向虚无与犬儒,因为容易失掉念想。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正像饭局风波显示的那样,禁忌有时也会掩护公义仓皇成势,而在某些案例中,公义也会树立好的禁忌。但在更多时候,公义似乎都是亏损。


不过,也要给予戒心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纵横家偷换概念,将本属于政治禁忌所盘踞的势力范围,宣扬为社会公义失效的案例,从而促成公义的溃败的印象。这两年来,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个事业,因为现实相对于公义处于停滞状态,这种伎俩很有欺骗性。


2015年4月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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