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思樂:女權主義從未自由



4月13日凌晨,五名被拘留的女權行動者,武嶸嶸、鄭楚然、李婷婷、王曼、韋婷婷,全部陸續回到了家人身邊。在過去37天裏一直聲援、支持、關注著她們的上百名伙伴則守著手機興奮地傳遞新的消息,歡欣鼓舞,找到最近的彼此,擁抱哭泣、飲酒歌唱。但人們很快反應過來,她們不是「無罪釋放」,而是「取保候審」。這意味著在接下來一年的時間裏,她們將戴著「犯罪嫌疑人」的頭銜,被警方監控、訊問,甚至可能重回牢房——她們距離真正的自由還有很遠。



這是一個滑稽的狀態:中國政府迫於強大的國內國際壓力,釋放五名女權行動者,卻仍堅持將她們作為嫌犯對待,似乎想告訴她們和所有支持者「我可沒有被打敗,走著瞧」。這是一種極其沒有誠意的、粗暴的、父權的表現,當局不僅沒有承認錯誤,而且仍然在將女權活動當作犯罪、把女權行動者當作假想敵。



「取保候審」可以說是中國泛濫的警權的常用恐嚇手段。通過「取保候審」,老大哥在告訴著每一個他抓了又放的「政治不信任對象」:我在看著你,乖乖聽話,否則我隨時可以再抓你。這種赤裸裸的由國家施加的精神暴力經常行之有效,許多獲釋的政治打壓受害者都長期活在自我和家人對「再被抓」的焦慮中,不得不謹言慎行,在思量和恐慌中消耗掉反抗的能量。



但女權行動者們顯然不打算容忍這種恐嚇,她們已經發起了聯署,要求警方立即撤銷此案,真正無罪釋放她們的姐妹,還女權主義以自由。



中國由於其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在國際上往往被認為婦女權利狀況較好,毛澤東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常引發人們對中國政府親女權的想像。然而,不管是通過此事件中當局的表現,還是黨國歷史上對婦女的許多政策,都不難發現國家對婦女議題的利用和控制,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穩固政權。



在50年代,急速的工業化使得勞動力需求激增,婦女被鼓勵參與到勞動生產中,但當局並沒有相應地鼓勵男性承擔家務和照料責任,使得婦女從進入勞動力市場開始就成為雙重負擔的受害者。8、9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中,國企女職工首當其衝地失去了鐵飯碗,而大批湧入城市的打工妹則成為被歧視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者,過去20多年中國的男女經濟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如今城鎮女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不到7成。來自國家的暴力為達統治目的也從未對女性心慈手軟,一胎化政策中,殘酷的強制墮胎廣泛存在;性產業在90年代愈發活躍後,當局推出「收容教育」措施,無需審判就可以拘禁性工作者半年到兩年。



新一屆政府上台後,中國的性別、家庭文化更至上而下地迅速保守化。2013年3月,彭麗媛首次以「第一夫人」身份出訪,由此開始,對於她及第一家庭的所有國內報道都在突出妻子美麗、丈夫強大、夫唱婦隨的傳統家庭範式;2013年10月,最高領導人與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談話,強調弘揚家庭傳統美德,此後婦聯大力進行了一整年「最美家庭」評選;2014年2月,東莞掃黃轟動全國,之後抓名人嫖娼的好戲連台……



在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社會矛盾普遍激化的大背景下,這種意識形態的保守化與反貪腐、打擊公民社會相結合,顯示著政權對道德合法性的渴求,以及對日益多元的社會失去控制的焦慮。此次的對女權行動者的抓捕,可以說是這種焦慮的典型體現——就像官方喉舌《環球時報》說的:不允許女權成為人民上街的理由——言下之意就是,婦女權利可以談,但只能由我按我的方式談,至於婦女本身,是沒有以自己的行動爭取權利的資格的。



然而,女權主義的反權威、反壓迫屬性決定著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由國家領導和控制的。近年來的實踐也讓中國青年女權行動者們明白,當權者不可能真正認可她們或與她們合作。因為在性別實質平等的最終目標以外,我們還要求女人要有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權利、要有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抗爭行動的權利。而這些,尚在整個國家範圍內被列為違禁品的。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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