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农奴解放纪念日”与“凌迟”





受2008年3月由拉萨蔓延全藏地许多地方抗议的刺激,中国政府于2009年特别设立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定于3月28日(而1959年的此日,中共宣布解散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府),每次隆重庆贺,高分贝宣传“旧西藏”如何“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而“新西藏”多么幸福。在这种“新旧对比”的噪音中,我翻开了这本学术译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原著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凌迟是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酷刑,虽然该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在史记与汉书中都记载的有“五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即在公开示众的受刑者脸上刺字,再割其鼻子,砍其双足,施以宫刑,最后腰斩并斩首、或断舌及剁成肉酱。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杀千刀》评论:“倘若说凌迟是中华帝国法律上最严酷的刑罚,那么它也是大众印象中最严酷的刑罚。”不过它认为“凌迟最早出现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辽代和宋朝……登峰造极的凌迟出现在明朝”,“清律两百余年凌迟了上千人”。似乎著述此书的学者们遗漏了凌迟这一酷刑上溯至秦朝的事实。

《杀千刀》的三位作者(卜正民、巩涛、格力高利·布鲁)都是国际知名汉学家、历史学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凌迟,是1727年满清雍正皇帝趁藏乱派往拉萨的第一任驻藏大臣(满语“安班”即“大人”,专指派驻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满洲皇帝代表,又称驻扎大臣)带去的,同时带去了实施凌迟酷刑所需的刀具与刽子手。彼时,驻藏大臣与西藏摄政王颇罗鼐合作,在布达拉宫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园林)以凌迟之刑缓慢处死两位谋杀同僚的重臣,令拉萨民众从上至下备受精神折磨,在西藏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在西藏著名传记《颇罗鼐传》中,记录了第一次目睹凌迟酷刑的颇罗鼐如何遭受心理创伤,余生为之忏悔,并在大昭寺供金灯为死者祷。不清楚西藏历史上曾有过多少次凌迟,据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在《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一文中所写:“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即《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一书原著),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所下令。康藏人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另外,据记载,1918年中华民国时,也对反抗的康藏人用过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酷刑。

有意思的是,由历史上138位驻藏大臣从中国带去的若干外来刑具——除了凌迟用的刀具,还有木枷,藏语称gya-go,意为“中国门”;还有拶指即夹手指的刑具;有些刑具甚至没有藏语称呼——虽然在西藏本土极少使用,日后却成了中共夸张揭批“旧西藏”如何残酷的“证据”。甚至时不时就会陈设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展示给中国民众看“旧西藏”的残酷、野蛮与原始,如网上有中国人说:“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常年展览控诉西藏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人皮、头骨、各种刑具全是实物。”事实上至今还常有这样的洗脑展览。

凌迟既是满清法律律例中最为残酷的律例,也是满清从中国文化继承下来的传统。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帝制中国威权之象征,有如今日拉萨街头的装甲车、藏人屋顶上的狙击手,也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而“农奴解放纪念日”对“旧西藏”的各种妖魔化宣传,就差把凌迟酷刑说成是“旧西藏”原创了。

记得几年前在北京宋庄美术馆看到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作品,是用电脑合成影像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影像,其中的《本生土》再现的正是1905年北京菜市口的某次凌迟场景,被法国人拍摄到并被制成明信片引发西方对“中国酷刑”的兴趣及研究。特别之处在于,不但遭凌迟者的头颅被复制,艺术家还把自己的影像放进旁观者之中。

我当时有感于陈界仁的这幅作品而写下:“凌迟这种酷刑,是谁的发明?//在闹市街头,光天化日之下/行刑者把受刑者切成碎片/却又不准他过快死掉/给他喂食鸦片/让他恍恍惚惚 /再一刀一刀剜割他的肉体/甚至要割千刀以上//受刑之人,什么样的罪过/既不准他活,也求死不得?/因为吞食了鸦片/莫大的痛苦也变得麻木/可能还有点飘飘然//闻讯奔来的人们拥挤着/争相观看这奇观/击掌叫好,陶醉其中/或者吓得睁只眼闭只眼//惟有执刀的行刑者一丝不苟/沉浸在刽子手的快感中……//这也是被凌迟的西藏/被凌迟的中国/被凌迟的这个世上的你、我、他”。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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