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0715:言论管制与中共溃败

2013下半年开始,中国的言论管制急剧加强,日益严厉。这个行为表明中共已经溃败,需要言论管制保持所谓的稳定。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特点,言论管制效果有限,中共溃败不可阻挡,且全面加速。


共产主义是自身毁灭型的全民奴隶制经济机制。共产党的主要特点是高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口号,吸引广大希望不劳而获的民众支持,获得统治权力;进而建立一系列共产主义经济系统,实施现代的全民奴隶制经济,为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净产出能力低,同时共产党集团群体的物质消耗高,导致经济入不敷出。共产党集团为了自身生存,在面临经济困难时,以毁灭社会价值和竭泽而渔方式,进一步加大对于社会经济的压榨。随着社会经济枯竭时,民众日益穷困,共产党集团开始遭遇生存危机。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共产党集团实施一系列瘦身措施,减少经济消耗,并且加强谎言宣传,尤其是强化言论管制。共产中国是共产经济的代表,是实施价值毁灭的典型。2008年后,中国进入最后的疯狂,在表面经济数字一枝独秀的下面,中国的清洁水源、宜耕土地、资源矿产和人力资源加速毁灭性消耗。随后,中国开始衰竭性崩溃,反过来推动经济崩溃,中共进入新的危机阶段。


暴力和谎言是两个主要基石,支持共产党起家,并且维持其统治。其中,暴力是后盾,强化共产党自身的力量,支持共产党对社会的掠夺,实现共产党集团的经济利益。谎言则弱化社会的抵抗意识和能力,引导民众顺从甚至支持共产党集团的掠夺行为。谎言的维持需要两方面的工作:1、掌控宣传洗脑机器,包括中共的洗脑机构(大中小学等等)和喉舌机构(文化宣传机构),以对民众灌输对共产党的恐惧感,而且极力鼓吹正面信息(正能量),制造欢乐祥和、稳定安宁的氛围,让民众喜迎和支持掠夺,或者情绪稳定地接受掠夺;2、实施言论管制,淡化或者防止真实信息暴露,重点防止经济真相的暴露,尤其严防人们认识共产党的虚弱本质,也就是所谓的负面信息(负能量)。其中,言论管制是维持统治的关键,是共产党极为关注和警惕的部分。一般来说,共产党暴力越强的时候,对于维护谎言的要求较低,言论也相对宽松;反之,当共产党较弱时,需要加强谎言宣传,更需要实施言论管制。


当中共陷入危机时,首先实施言论管制。一般来说,言论管制可以总结为两步:先封口,再灭口。言论管制的作用在于通过对被管制者封口,强化自身的道德优势地位,更方便使用暴力;同时削弱被管制者的抵抗心理,甚至摧毁被管制者的心理,使被管制者束手待毙,进而对被管制者灭口。其中,毛泽东最善于使用言论管制,通过管制强化自己的地位,保证自身的生存。


在抗日时期的延安,中共将自己宣传成为抗日圣地,完全平等的理想场所,吸引大量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延安。但是在延安,在物质条件非常差、严重男多女少的情况下,中共领导集团既不缺吃穿,又不缺女人。王实味作为中共的理论家之一,在当时的刊物《野百合花》中批评共产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尤其指向毛泽东生活特殊。王实味批评中共不顾抗日的艰难境况,而且和中共自身宣传的完全平等脱节,引起其他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共鸣和仿效。开始中共还试图辩解,说是中共革命的需要,但是被动辩解的效果不佳,知识分子对中共和毛的质疑日益增加。后来,中共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将王实味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当时,有人找到毛,要毛手下留情,毛态度极为激烈,要求对方不得插手。在将王实味关押数年后,最终秘密处死。在打倒和关押王实味后,敢于批评的声音消失,延安重回纯洁圣地的形象。在大多数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支持下,延安一方面吹捧美国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抨击国民政府的独裁腐败,成为中国大多数民众盼望的大救星,并在苏联指挥和美国支持下,成功统治中国大陆。


另外,言论管制也是在经济转差时,中共内部斗争的关键手段。在1949年后,毛通过言论管制,成功发动一次次的大清洗,打垮竞争对手,在斗争中生存下来。1957年,毛故技重施,开始要求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对中共提出批评;随后立即变成引蛇出洞,随即进反右,对知识分子抓关杀,消灭所有反对的声音。到1959年,大饥荒开始,成批饿死人的情况出现。但是多地官员投毛所好,给毛耗巨资建造大量行宫。大饥荒扩散到全国后,毛号称不再吃红烧肉,和中国人民共度困难,被广泛宣传。当然,毛根据医嘱,已经改吃鱼虾和西餐。这时候,毛的饮食改变没人会提起,因为知情者为了防止自己被灭口,乖乖自我封口。


通过言论管制,毛泽东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红太阳形象树立。毛纠集刘少奇、林彪等人打倒彭德怀;随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周恩来、林彪等人,共同打倒刘少奇;再与周恩来一道,消灭林彪。在一系列运动过程中,毛充分利用言论管制的优势,没人敢于从言论上与毛进行抗衡。尤其是在文革开始时,毛背负着大跃进和大饥荒的责任,而且整个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还被中共的官僚集团很大程度孤立。毛自己跳出来,亲自写大字报,变被动为主动,发动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因为毛在言论管制后,掌控话语权,而官僚系统无法从言论上回击,结果很快溃败。在随后的十年中,大部分中共官僚机构被废弃,多波中共军队将帅和部下遭到清洗和下放,同时大量年轻人上山下乡、去修理地球。这些行为都有效保障毛系和周系的庞大消耗,同时降低中共系统的消耗,并且通过斗争瓦解民众的反抗能力,保持中共的生存。


1990年代后,中共逐渐实施关键信息管制,非关键内容放开的模式。例如,关键信息包括64屠杀、各种中央集权的经济政策、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甩包袱政策、还有农业税及相关抗暴事件等。这些信息反映江朱上台的基础,增强中共体制经济的关键措施,以及中共利益集团的关键获利模式。通过关键信息管制,以及长期的宣传洗脑灌输,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了解中共经济实质,积极支持中共统治。人们按照中共的指挥开展经济生活,成为血汗工厂经济的主要支持者。例如,80后群体具有上学缴费、毕业不包分配、高价买房、缴纳高额社保和个税、社保养老无望等等经历,但是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积极上学买房交税。另外,由于非关键信息放开,社会中很多表面和细枝末节问题暴露,让人们感觉到社会中有很多坏人。由于80后的群体懦弱和依赖心理,以及不了解经济系统的真实信息,因此将愤怒迁怒于各种表面现象上和坏人身上。


中共利用80后群体的心理,引导民众对于坏人的愤怒。80后群体自己无法解决或者不敢面对这些坏人,所以更希望政府出面解决,更依赖中共统治。在很多情况下,问题直接指向中共的地方势力,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官员失去希望,甚至恨之入骨。于是民众更希望依靠中央,觉得中央是好人,地方是坏人,渴望中央的英明领导给自己做主,解决地方的坏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一批小骂大帮忙的表演经济学家和所谓的公知。表面上在指出缺点问题,甚至指责很尖锐,但是给出的答案都是依靠政府。如果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就要希望中央政府开恩,惩治地方政府。例如,柴静号称自费拍摄《穹顶之下》,在强调一些地方和行业的坏人造成雾霾后,结果要求大家“从我做起”减少雾霾,以及拨打电话12360请求政府解决。这种表述模式迎合民众的心理,因此迅速走红,柴静也被看作英雄。


表面开明的关键信息管制极大支持中共经济统治。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共全面实施血汗工厂政策,通过血汗工厂出口、引入外资和政府投资等手段,支持经济运转,度过中共生存危机。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血汗出口和外资进入规模急剧扩大,进一步支持中共的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学校和报纸电视全面宣传中共成就,让人们感觉到中国经济在经历盛世。在社会和网络上,小骂大帮忙的公知们虽然指出问题,但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并不完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人们看到公知们提出来的问题,觉得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最后会解决。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完全支持中国经济,或者相信主流是好的。在整个社会中,即使少数人明白中共的整体系统运作,但是由于宣传洗脑机构都掌控在中共手中,再加上关键信息管制,无法对真实情况进行大范围传播。这些人的认识只能在小圈子中传播,对中共统治毫无影响,还能够给很多人以中国具有言论自由的印象。而且,由于绝大多数人只看到短期的收益,只相信眼前能够赚到的钱。即使告诉人们真相,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兴趣听,因为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想办法赚钱。


从2013年开始,中共的言论管制急剧加强。习作为毛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人,出于对毛的崇拜,自然习惯地采取各种毛的做法。其中一个关键做法就是通过媒体造势,以和蔼亲民的形象出现,随后开始树立自己的地位,希望能够达到毛的地位和威望。同时,习看到西方自由思想对权威地位的影响,自然极为敌视自由思想。在习上台后不久,开始认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得到地位和可掌控的利益完全不匹配。习自己亲口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习要通过打老虎,把饭碗和肉都抢过来。在这样的导向下,言论管制急剧加强,媒体态度明显变得严厉。在言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先是一堆苍蝇被打,随后一只只大老虎被揪出,毫无抵抗之力。


不论打苍蝇,还是揪出大老虎,民众看到的都是巨额财产被抄。一个体制内的小官员,就可以在家里藏匿上亿元现金;而涉及到大老虎,家中甚至可以成为藏宝库。中共在国内外的喉舌机构也开足马力,一步步按照领导意图,适时透露下一只老虎是谁,有什么问题。在严厉的言论管制下,喉舌机构只能引导民众注意具体的坏人大老虎贪了多少钱,有多么可恶,应该严厉处理。同时,严厉禁止讨论:为什么苍蝇成堆,而连苍蝇都可以成为亿万富翁;更重要的是,大老虎成群,每个人甚至比和绅贪的都多?为什么贪腐的苍蝇老虎能够如此猖獗,根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只需要稍微延伸一下就知道,史无前例的贪腐源于史无前例的共产经济系统。如果想彻底打掉这些老虎苍蝇,并且消灭其生存的土壤,只有消灭共产经济。但是,如果让民众讨论到经济系统的问题,中共等于自掘坟墓,习也跟着被埋葬。所以,必须通过加强言论管制,只准讨论老虎苍蝇是坏人,让民众对这些坏人愤怒,将问题都集中到坏人身上;同时,强调打老虎苍蝇的习是英明领袖,民众的大救星,让民众充满感谢感恩之情。


不过,由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模式的改变,言论管制的作用基本失效。言论管制只是系统操作中的一个环节,必须依靠整个经济系统生存。在经济模式已经改变的环境下,虽然言论管制的操作者们一厢情愿,希望按照过去的模式生存,但是因为与系统不匹配,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而且,言论管制越严厉,表面上负面信息被过滤,实际上反而说明中共正在全面快速走向崩溃。这样的情况如同刻舟求剑,时间和地点都变了,船已经不是从前的船,结果也不可能是从前的结果。


只有在封闭系统中,言论管制才能起到作用。言论先于行动,并且是行动的指导。如果想让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发出相同的声音,进而形成相同的行动,首先要将整个社会封闭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共的系统是有进无出,通过暴力保障。不论周恩来对顾顺章一家灭门,毛泽东三湾改编,中共苏区和延安,还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都实施封闭系统管制,并对离开中共系统的人采取致命的暴力措施。尤其在1949年之后,采取完全的闭关锁国模式。


当大量知识分子响应中共的号召,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希望参加中共的建设,这时候中共是开放的。但是,这些人回到大陆后,遇到被打倒、被迫害的情况,再想出国,就没门。这些人只能在国内,接受批判、酷刑、或者在夹皮沟被饿死。在封闭系统中,当一部分人被弄死后,另一部分人为了活命,或者为了家人不被灭门,只敢对中共歌功颂德,完全拥护中共的各种决策(包括迫害和弄死自己的决策)。


当人们从言论上都拥护决策时,言论的力量就变成行动的力量。暴力在言论的支持下,很顺利地实施。例如,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下,各地公然打砸抢活动。而且,这些行动受到言论的支持和进一步鼓励,暴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对整个内部清洗和打击。


当言论管制失去暴力支持,就变成空洞的声音。暴力只适用于封闭系统之内,难以超出封闭系统之外。当言论失去系统内部的暴力支持,不论人们如何叫嚣,言论多么恶毒,都像是只会叫的狗,对外部的人不会起到作用。例如,在朝鲜战争中,共死亡数十万到一百万左右的精锐部队。后来,虽然中共一直叫嚣美国是纸老虎,但是不敢再与美军正面交锋。而且,美军高空侦察机无数次入侵中共领空的过程,中共无数次的抗议和警告,丝毫不影响美军在大陆高空侦查,即使中共一直宣传,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


而且,中共一直在号称打击美帝霸权,并且准备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但是,美帝并没有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帝的人民也没有得到中共的解放。倒是中国在宣传中,从胜利走向胜利后,突然有一天说,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得不实施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之后,暴力界限变得隐形化。中共为了吸引外国资金来支持中国经济,积极请外国人到中国。当外国人进入中国后,中共暴力不仅不敢针对外国人,而且还保护外国人。虽然中共一直在国内媒体上,挑动民众仇美仇日的氛围,但是对美日等外国人仍然享受超国民待遇。日本人在中国旅游的时候丢了自行车,整个警局出动找回自行车。中共煽动民众反日游行,支持反日的人砸日本产品店、砸日本汽车时,也将财产关系区分的非常清楚。打砸日货的人群,都是喊着口号,破坏中国平民的日本品牌产品。当这些人看到日货的警车,立即转过脸去,就好像没看到一样。而且,真碰到日本人财产,只要有个警察给日本人站岗,或者打砸的人知道是日本人的财产,财产就不会遭到破坏。这种砸车时的不同待遇,反映言论背后的暴力界限。


即使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过去以国界为主的显形暴力界限,变成以国籍为导向的隐形暴力界限。中国大陆国籍的人,因为受到暴力管辖,必须接受言论管制,也得接受言论引导的暴力危害。中国欢迎的美日德等大国的国民和财产,因为拥有美日德等国的后盾,在中国的暴力系统下,也拥有特殊的保护。


随着中共实施更严厉的言论管制,等于对世界表明中国更加封闭。江朱时代开始的言论管制,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隐形暴力区隔,既能够达到言论管制的目的,又能够给外国资金以开放的假象。由于外国资金对开放的印象,较为放心地对中国进行投资。但是,习上台后,采取类似于毛时代的模式,试图回到毛时代的言论管制模式。而且,言论管制模式不仅仅涉及到言论本身,更开始对言论系统改造。


在对互联网的言论控制上,一方面形成压倒性的舆论环境,不仅随时删除所谓负能量信息,而且开始在全国高校大规模动员,扩展5毛大军宣传所谓的正能量。另一方面,管制延伸到大规模屏蔽国外网站,逐渐建立封闭的大局域网。很多人因为与国外的沟通被屏蔽,而导致经济往来受阻、经济利益受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重新开始闭关锁国的模式,不仅仅在思想上的封闭,还包括经济上的封闭。


由于中国经济严重对外依赖,言论管制引发国外舆论的强烈反弹。在改革改革开放后,中共是对外经济的主要既得利益者,通过持续加强出口和吸引外资,中共的统治才得以延续。而严厉的言论管制和大局域网的发展,等于阻断中共自身的经济命脉。虽然习近平因为红小兵出身,希望通过毛式言论管控和偶像地位,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但是相当一部分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严厉管制的危害,对未来的形势忧心忡忡。不过,由于习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势,让既得利益集团难以在国内发出声音。但是,在国外媒体上,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有效表达了自己的声音。例如,沈大伟作为中共在美国的传声筒,长期为中共歌功颂德的美国大五毛,也开始高唱中国崩溃论。


沈大伟的突然转向反映出,其代表的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极为恐慌,通过沈大伟来表达最高程度的危机感。由于沈大伟身在美国,而且在华盛顿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共言论管制对沈大伟不起作用。对于资深大五毛沈大伟的突然反水,中共积极在中国国内发表文章驳斥,同时组织喉舌式专家与沈大伟对垒,但是明显不如反水的沈大伟更可信。


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言论管制实质上失效。言论管制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统一社会言论,规范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通过消灭一部分人,减少部分经济消耗。但是,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无法通过言论管制而减少经济消耗。首先,外资企业虽然数量少,但是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相当份额。虽然外资无法在社会中发出声音,但是中共的舆论宣传和言论管制也无法进入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按照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说话,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旦言论管制进一步严厉,促使外资企业大规模撤退,中国经济直接崩溃,这是中共无法承受的结果。而且,即使在外资没有撤退的时候,也采取对中共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例如,Google、微软和火狐浏览器几乎同时决定,不承认cnnic的安全认证,就是对中共的有力打击。


其次,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表面沉默,但是在私下积极活动。在封闭环境下,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反扑时,刘失去说话的机会就等于失去生命。但是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中,当既得利益集团受到打压后,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在国外建立经济基础,家人已经安然在国外降落,自己也敢于到时候放手一搏;二是利用国外的基地,随时反扑,让一边倒的言论随时失效。例如,郭文贵与胡舒立的争执,本来是媒体一边倒批斗郭文贵的模式,进而准备深入打击郭文贵依附的势力。但是身在美国的郭文贵发声,与胡舒立针锋相对,变成互咬的乱局。这种境外反击让初始的言论攻势完全失效,最初的言论优势方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言论管制失效的背后,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流失。在封闭环境中,中共通过言论调动底层民众(穷人),参与到瓜分和消灭有钱人的行动中。其中,言论掌控者获得主要利益,穷人们跟着中共起哄后,短期获得精神快感。中共从最初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到最近的反腐行动,都是同样的模式。不过,由于经济开放的基本模式,反腐的经济效果已经大打折扣。


在中共打土豪的封闭经济中,中共通过掘地三尺的手段,将地主家的金银全部收缴。而在最近的反腐行动中,收缴大量现金和藏品,也都主要针对封闭思维的个人,将大量财物藏在家中。反腐针对这些人,也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在中共内部,更多的人已经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无法通过反腐的方式从这些人身上获利。其中,少部分人在国外还握有各种证据,保持对中共的威慑力,保证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言论还是反腐行为,只能加速一些人加快将资产向国外转移的速度,让中共经济更加困难。


所以,中共的言论管制看上去似乎日益严厉,但只是能够覆盖穷人阶层。同时,最有钱的外企依靠母国的力量和自身的经济实力,可以隔离言论管制,随时向外转移资产。同时,在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中,一部分思维开放,随时将自己的财产向国外转移。对于这些人来说,言论管制越言论,意味着内部斗争越激烈,他们的财产转移也越坚决。个人即使被卷入体制内的斗争,只要财产在国外,家人可以在国外享福。如果有机会,自己也可以随时出逃,和家人团聚。


最根本的是,言论管制已经无法约束主要的目标群体。任何一个政策的有效实施,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群体。言论管制的主要目标群体是知识分子,防止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和散步不利于暴力统治者的言论。平民阶层一般不关注言论,主要关注实实在在的好处。有的平民即使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往往因为缺乏表达能力,而有话说不出。有的人即使能够说话、说的很好,但是因为不在知识分子圈内,无法享受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吹捧的扩散效应,说了话也没人听。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以无神论为主,普遍特点是见利忘义,贪婪加懦弱。在北洋政府和蒋中正时期,高薪供养着这些知识分子,给这些人足够的说话空间,这些知识分子反而以各种方式攻击北洋和蒋中正。同时,中共对知识分子采取极为严厉苛刻的手段,王实味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被直接处决,知识分子反而在国统区为中共唱赞歌。等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蒋派飞机专门接知识分子到台湾,知识分子们还希望迎接中共,获得更大的利益,能够进政府分羹,基本都坚决留在大陆。


1949年后,中共统治大陆,大量知识分子偷窃美国技术,回到大陆报效中共。没想到,中共除了放过最无耻的郭沫若和钱学森等少数人做牌坊之外,剩下的都送去牛棚、扫厕所、夹皮沟和其它劳改营。很多在三年大饥荒没有饿死的人们,到了文革被批斗而死。曾经最效忠中共、给中共做了大量工作的吴晗,到后来也被批的最臭、最惨。活下来的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共的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感激涕零,齐声赞扬党的政策好。同时,知识分子痛批毛的各种迫害手段,显得自己是受害者。在封闭环境下,知识分子们在被批斗的时候懦弱地接受中共改造,在得到一些利益后又向周围宣扬中共的好处,在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中共的英明正确。


进入21世纪,当江朱提出三个代表之后,无数在国外留学的人们再一次感觉到发财的机会,为自己可能获得的利益欢欣鼓舞。这些人了解中共历史,而且目睹中共的各种邪恶行为,但仍然为中共唱赞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支持中共的统治,自己也期望从中得利。


随着言论管制日益严厉,中国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日益增强,更多开始与中共唱反调。需要说明的是,挫败感并不在于言论管制本身,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就参与言论管制,在各个领域帮助中共给年轻人洗脑,让无知的年轻人相信中共的力量。知识分子抱怨管制的背后,是因为看到管制代表着经济开始崩溃,自己难以获得预期的利益。而且,习所代表的红二代集团,将中国看作自己家的江山,其他人都是家奴。习打老虎拍苍蝇的结果,也是抓出来没有红色家庭背景的人。真正掌控中国主要经济命脉的邓王李叶江朱等家族,可以说丝毫不为所动。这种平民背景被打被拍的结果,让知识分子们感到心寒,也就是再也没有获得特别利益的机会。


所以,在中共的中层和中低层官员中脑子稍微聪明的人加速移民,或者让孩子出国留学。在欧美的投资移民指标中,中国人占据主要位置,就是这些人加速行动的一个表现。前几年,欧美国家的中国人仍然谈论中国经济发展,自己也准备回中国。到了最近,这种回国的言论基本偃旗息鼓,更多转而强调更喜欢平淡的生活。其实,人们心知肚明,并不是自己喜欢欧美,而是觉得回国已经无利可图。而拿着外国护照正在中国发财的人,也随时做好离开中国的准备,只要有风吹草动,就毫不犹豫地逃离。


由于知识分子有离开的选择,在言论上反而更加激进。李开复在多年支持中共后,后期逐渐改变言论,随后离开大陆,属于最初期的表现。沈大伟的反水,代表高级5毛们的重大转向。随着中国经济崩溃,中共没有利益给知识分子群体后,不论中共的言论管制如何严厉,知识分子群体都将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与中共唱反调,瓦解中共的管制模式。


简言之,日益严厉的言论管制,与开放的经济模式相悖,反映出中共溃败的实质。在过去,中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力而起家,其生存基础是创造封闭的环境,并且在封闭环境中以言论管制为关键手段,反复清洗,形成一个声音、一个力量,以此生存下来。在目前,中共所有的生存要素已经基本瓦解。从环境角度,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外资输血,如果中国与国外经济隔离,外资完全退出中国,中国很快进入超大规模人口减损的中国大物理模式。所以,虽然习在国内试图推行毛模式,但是到国外还表现出开放的姿态,以挽留和吸引外资。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下,想实施严厉的言论管制,并且与暴力相配合,达到排除异己、垄断经济的目的,等于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这样的结果只可能是,一方面与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斗争,促使既得利益集团加速将财产撤离中国的同时加剧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群体看到无利可图,通过反对言论管制的方式表达对无利可图的不满。当外部经济崩溃和内部分裂相结合,中共加速溃败,世界将很快目睹其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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