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 中日关系逆风中百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

东京—

中日关系持续不良、各种交流几近停滞的状况中,中国政府对日交流机构中日友好协会邀请100名以大学生为主的日本青年访华,该访华团星期一启程。访华团预定未来一星期将访问北京和西安等地,展开与当地大学生交流等活动。


周日晚中国驻日使馆还在东京麻布的大使馆内举行“日本大学生访华团壮行会”,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致辞时说:“希望通过这一交流事业,把友情的种子撒在两国青年心中,成为中日友好的丰富财产。”


代表访华团上台致辞的东京外语大学1年级学生松本祐辉说:“为了认识中国,希望通过访华一边快乐地充分观察,一边交流,捕捉未来的希望。”台下一名日本学生则说:“现在日中关系不良,但我想如果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扩大交流的话,也许就能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发展日中关系。” 同志社大学中文系4年级学生家田升悟在他的博客里说:“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想整顿改善中日关系的环境。”


壮行会上,准备访华的日本学生们还练习用汉语唱日本歌曲《世界上唯一的花》。


日本官方电视台NHK(日本放送协会)当天晚上随即报道了这一壮行会,并形容“这是在2012年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方罕见地招待日本青年的动作”。


*曲折的交流史*


中日青年交流事业是1978年为了纪念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从1979年开始。不过1983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时,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举措,后来成为胡耀邦在党内受攻击和下台的政治原因之一。


此后中日青少年交流伴随中日关系善恶断断续续。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一届政权时,定下了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青少年交流计划》。同年下半年新上任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时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达成协议,把08年作为中日青少年交流年,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08年双方实行过几次两国青少年互访活动,但随着2012年钓鱼岛主权纠纷再起,两国青年交流事业这几年再陷入停滞状态。


在较早前日本共同社披露,中日两国正磋商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访日,谋求打开中日恶化关系的僵局、为11月中日首脑会谈铺路的消息后,星期一启程的日本青年访华团此次中国之行能否成为破冰之旅,日本方面将予以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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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逆风中百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


中日关系持续不良、各种交流几近停滞的状况中,中国政府对日交流机构中日友好协会邀请100名以大学生为主的日本青年访华,该访华团星期一启程。访华团预定未来一星期将访问北京和西安等地,展开与当地大学生交流等活动。


周日晚中国驻日使馆还在东京麻布的大使馆内举行“日本大学生访华团壮行会”,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致辞时说:“希望通过这一交流事业,把友情的种子撒在两国青年心中,成为中日友好的丰富财产。”


代表访华团上台致辞的东京外语大学1年级学生松本祐辉说:“为了认识中国,希望通过访华一边快乐地充分观察,一边交流,捕捉未来的希望。”台下一名日本学生则说:“现在日中关系不良,但我想如果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扩大交流的话,也许就能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发展日中关系。” 同志社大学中文系4年级学生家田升悟在他的博客里说:“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想整顿改善中日关系的环境。”


壮行会上,准备访华的日本学生们还练习用汉语唱日本歌曲《世界上唯一的花》。


日本官方电视台NHK(日本放送协会)当天晚上随即报道了这一壮行会,并形容“这是在2012年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方罕见地招待日本青年的动作”。


*曲折的交流史*


中日青年交流事业是1978年为了纪念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从1979年开始。不过1983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时,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举措,后来成为胡耀邦在党内受攻击和下台的政治原因之一。


此后中日青少年交流伴随中日关系善恶断断续续。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一届政权时,定下了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青少年交流计划》。同年下半年新上任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时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达成协议,把08年作为中日青少年交流年,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08年双方实行过几次两国青少年互访活动,但随着2012年钓鱼岛主权纠纷再起,两国青年交流事业这几年再陷入停滞状态。


在较早前日本共同社披露,中日两国正磋商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访日,谋求打开中日恶化关系的僵局、为11月中日首脑会谈铺路的消息后,星期一启程的日本青年访华团此次中国之行能否成为破冰之旅,日本方面将予以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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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 北大校党委:有人欲借学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北大

3篇文章的侧重点不同,北京大学侧重媒体环境,复旦大学重点为中青年教师,中山大学聚焦校园文化氛围。程艺辉 澎湃资料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就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集体表态。


在9月1日出版的2014年第17期《求是》杂志上,3所大学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为题,就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集体表态。


这3篇文章的署名均为学校党委,分别是: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的文章《善用新媒体 打造新平台》;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的文章《引领中青年教师队伍健康成长》以及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的文章《营造务实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


3篇文章的侧重点不同。北京大学侧重媒体环境,复旦大学重点为中青年教师,中山大学聚焦校园文化氛围。


北京大学在文章提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校师生的思想空前活跃,有着很强的话语能力。因而需要加大工作创新的力度,更加讲究策略和方法,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文章认为,要主动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提高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水平。


对此,北京大学表示,一方面要借力新媒体新平台,主动融入师生关注度高、使用频繁的网络社区,另一方面要建设和掌握可信、可管、可控的网络阵地。从而“高校党委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与领导权奠定基础。”


文章表示,要主动走到意识形态工作前沿,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话语为青年学生答疑解惑,更好地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度重视网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充分用好各类网络平台,建好网络阵地,通过平等对话和高质量的发言,引导青年,赢得青年。


文章中提到,北大建立了24小时舆情报送值班制度,设立专门队伍,使学校能在第一时间掌握舆情动态,第一时间研究对策,第一时间开展工作,牢牢掌握了工作主动权,力争先行一步,尽早采取措施,确保有效控制和减少负面言论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写道, “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推波助澜,把学术问题和群众的个别利益问题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联系,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网络舆论和社会思想共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此,北大表态,要区分几类问题。


“对学术问题,要实事求是,加强引导,注意处理好学术与政治、淡化与泛化、堵与疏的关系。对社会问题,要客观全面,具体分析,不能把由个别利益诉求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一概说成是敌对势力的煽动和破坏。对政治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触及党和国家的原则、底线的言行,要及时、有效、坚决地进行斗争。”


复旦大学在文章中提到,45岁以下中青年教师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60%。中青年教师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还存在一些不足。“有的在国外生活时间较长,容易拿国外的发展水平和我国进行简单类比,对我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存在模糊认识”。


文章认为,如何帮助和引导广大中青年教师克服不足,健康成长,是高校党委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对此,复旦大学提出了实际工作中的五个导向:坚定政治方向、牢记国家使命、强化社会责任、坚持育人为本、树立优良学风。


为落实五个导向,复旦大学提出四方面要求,包括:加强教育引导、强化实践锻炼、服务国家发展和改进评价体系。


在论述改进评价体系时,文章提到要将服务国家、教书育人、学术贡献、团队合作等作为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推行“代表作”制度,更多地关注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中山大学认为,当代大学生是接触网络最广泛的群体,网络在改变他们学习、思维和生活模式的同时,也影响他们的思想态度、价值取向和人格养成。如何吸引并取得学生信任支持,建设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文化,已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


文章提到,将学校长期建设的思想政治教育品牌项目和优秀成果上网上线,努力扩大校园网络文化的红色地带。也提及开办心理网站,多平台疏导学生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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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南海協商談判 總統:不能缺席

(中央社記者黃名璽台北1日電)總統馬英九今天說,未來各國進行任何有關南海協商談判時,「中華民國都不能缺席」,因為中華民國在這裡扮演很重要角色。

馬總統上午出席在國史館舉辦的「中華民國南彊史料特展」開幕式致詞時表示,南海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海洋交通路線之一,東北亞國家的能源幾乎有大半都經過這個海域取得或通行,本身的生物及無生物的資源非常豐富,因此一直引起各國覬覦,各聲索國間的爭議愈來愈白熱化。


他指出,尤其是在5月時,中共在西沙附近探油造成的緊張關係,不但在海上發生,也延伸到陸上,台商遭遇到最大的一次排華暴動,造成極大損失,所以這個議題本身確實是一個未爆彈,值得大家共同關注。


總統說,處理這個問題時,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政府在這一段期間很積極地進行相關工作,包括民國99年內政部正式啟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管理站、建立國際研究平台、執行東海海洋研究站計畫、推動東沙成為國際海洋研究重鎮;民國100年經濟部陸續在東沙島周邊及南沙太平島礦區,劃設面積合計4萬9500平方公里,完成初步地質探勘和海域科學調查工作;民國100年國防部與海巡署分別辦理南沙研習營跟東沙體驗營,讓年輕朋友能夠了解南沙重要性及跟國家的關係。


總統表示,民國100年經濟部在南沙島增建太陽光電系統,打造低碳島;民國100年科技部正式啟用第一艘2700噸級的大型海洋研究船「海研五號」,提升研究能量;國防部、交通部、海巡署共同執行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交通部也建置完成太平島的通信網路,提供駐防人員、海上作業漁船聯繫之用,並在必要時提供緊急服務。


他說,這些作為當然都是和平的,不是軍事的,目的一方面讓國人多了解自己的領土,南海諸島;二方面也讓國際間了解,在很用心的經營管理這些島嶼。同時在未來進行任何有關南海的協商談判時,「中華民國都不能缺席」,因為中華民國在這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談南海,一方面國家的主權一定要捍衛,因此有關主權的主張一定要儘量蒐尋提出」,總統表示,同樣地,在解決問題時就不是像兩列火車一直對撞,而是希望找出降低緊張、得到解決的方式。


總統認為,今天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彰顯中華民國高度關切南海諸島,二方面也可以表示中華民國具有相當堅實的證據,進一步以此為基礎,希望能在任何有關南海協商、談判或制定有關各國的行為規範時,「中華民國不能夠被排除」。1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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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國史館長:南海主權屬中華民國

(中央社記者謝佳珍台北1日電)國史館館長呂芳上今天表示,南海主權屬中華民國;南海爭議可望的解決方向應該從歷史考查、法理依據、合作方式入手。

為增進民眾對南疆國土的瞭解,內政部、國史館等共同籌劃「中華民國南疆史料特展」,今天起在國史館開展;總統馬英九應邀出席上午的開幕儀式,包括內政部長陳威仁、國史館館長呂芳上等人也參與並致詞。


呂芳上致詞時表示,南海在天然資源、航運、戰略地位等各方面十分重要,成為周邊各國覬覦之地。


他表示,民國36年內政部出版南海諸島位置圖,並劃定U型線,以立法管轄方式重申U型線內海域島嶼島礁為中華民國領土,這是中華民國南海主權確立的歷史與法理基礎。


呂芳上並說,民國45年,海軍組成艦隊巡弋南沙,並組成支隊護送南沙守備隊重返太平島,後來一直象徵國軍駐紮南沙地區,一直到民國89年,防衛工作才由海巡署接替。


他表示,民國78年時任內政部長許水德率團前往東沙豎立「南海屏障」國碑,隔年在太平島立「南疆鎖鑰」,象徵國家主權。民國81年內政部召集南海小組、82年政府公布南海政策綱領,充分說明主權所在。


呂芳上說,前總統陳水扁曾兩度前往太平島,並提出南海倡議,總統馬英九也重申主權,推動合作;馬總統在2008年以總統候選人身分提出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重申主權並同時進行漁業談判,顯示馬總統一向主張沒有主權、哪有漁權的說法。


呂芳上認為,南海爭議仍然存在,可望的解決方向應該是歷史考查、法理依據、合作方式入手;這次的展出,一定會充分證明中華民國南海主權所在。


陳威仁致詞時說,近年來南海爭議不斷,周邊國家透過各種手段主張南海島礁權益,南海議題成為國際關注焦點。1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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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 | 我们都是侵略者的后代

我们都是侵略者的后代


(首发于东网on.cc,其他网站延迟发布)


刨祖坟,一下刨到百万年前。结果,令民族主义分子沮丧,乃至绝望。


人类永恒的两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只有天知道。从哪里来,则有可能知悉,只要一直上溯寻找我们祖先的足迹即可。


26日,《中科院:元谋人北京猿人不是现代人祖先》的新闻,在微博上令一些人愤怒。仿佛他们的祖先被篡改,他们受到侮辱似的。


这说明当今的中国人是多么无知。关于人类的起源,全世界的人类学家的共识早就是:人类的远古祖先起源于几百万年前的非洲人。这一知识,在各种书籍、网站上都能查到,甚至在中国引进的国外电视纪录片里也能看到。可很多人不去汲取知识,却还什么都敢断言。无知者无畏。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不仅对近代史造假,对远古史也造假。历史教材都说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过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北京山顶洞人,然后不说这些人种其实后来都灭绝了,却暗示说今天的中国人仿佛是元谋人、丁村人、蓝田人、北京山顶洞人进化过来的。


26日的这篇新闻,引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的话语,直接指向元谋人、北京猿人。此文有积极意义。不过,记者有犯了中国记者的老毛病:吹嘘。新闻说“张亚平院士指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对超过6000个样本的验证,发现这些样本中的线粒体DNA都追溯到了非洲。没有发现任何像元谋猿人、北京周口店猿人这样的古人类对现代中国人有贡献……”“张亚平院士的研究团队发现,祖先人群从东非来到西亚,之后沿着亚洲南部的海岸线快速迁移,经过南亚次大陆,由东南亚向北进入东亚……”


如果照新闻里的描述,张亚平和他的团队的发现可以震惊全世界。实际上此新闻在国际上没什么影响。因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中国这块土地存在过的元谋人、丁村人、北京猿人都灭绝了,早已经是学界共识。


有些人说,现在主流确实是“世界人类同源”,都来自非洲,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大洲“独立起源”。这种说法貌似中立,其实还是错的。


“非洲起源”,说的是远古人类,以及20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独立起源”,说的仅仅是现代人起源,也就是说,是在承认几百万年前非洲人的基础上,又提出,现代人未必是从非洲移居其他大陆的,有可能是几百万年前移居到其他大陆的非洲人,在各自的地区演化出了不同的现代人。


2009年曾经有一篇新闻《中科院称中国人祖先未必完全来自非洲》,从“未必完全来自非洲”,就可以看出,中国科学界也普遍接受我们最早的祖先是非洲人的理论。


当今哪些国家的学者是少数派,坚持现代人种的“多地区进化说”呢?是东亚的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而东亚和中国,是民族主义情绪最被挑逗的地区。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勉强坚持“多地区说”,原因大家都知道。


总结一下现在学界的观点:绝大多数人类学学者认可现代人种来自非洲,几乎100%的人类学学者认可:人类的远古祖先起源于非洲。


这是一个让东亚民族主义分子痛苦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意味着:今天的亚洲人、欧洲人,说好听一些,都是移民的后代;说残酷一些,都是侵略者的后代——我们远古的祖先,智商和体能高于百万年前的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也高于几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在残酷的食品争夺中,杀死或淘汰了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北京山顶洞人,导致那些人种灭绝。


我们的祖先是优胜劣汰的胜利者,同时是侵略者。


“真正的中国人”的祖先,被我们的祖先消灭了。


“自古就是某国领土”的说法,有些迷离,像宇宙般深邃了。


央视可以这样抒情了:啊,非洲,我的祖国,何时回到你温暖的怀抱?


爱祖国,那只能是爱非洲。


链接: 《没有我,祖国什么都不是》




《加倍自豪:中国人开日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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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垄断是民主的敌人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1977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四年前写道:“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Okun gap)。”他的意思是,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不在于反垄断,而在于防止衰退和促进复苏。


经历过近些年的苦难后,所有人都认定防止衰退和促进复苏会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经济学家应当有能力同时思考不止一件事。如果垄断也有重要影响,那又当如何?


哈伯格三角代表垄断企业提价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它以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的名字命名。60年前,哈伯格发现,垄断给美国造成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左右——按最近的GDP数据来算大约是数十亿美元——远远低于预期,也远小于一场衰退造成的损失。


哈伯格教授的发现促成了一个共识:反垄断机构可以放松对商业巨头力量的管制。但是,我们是不是放松得过头了?


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大公司。我们在星巴克(Starbucks)等国际品牌那里购买上午喝的咖啡,使用埃克森(Exxon)或壳牌(Shell)的汽油,(通过苹果(Apple)的iTunes)从索尼(Sony)等企业集团那里购买乐曲来欣赏,使用搭载英特尔(Intel)处理器、运行微软(Microsoft)软件的电脑。水、电、供暖、互联网、电话等关键公共服务都由少数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集团来供应,它们手里拥有令人困惑的、抑制一切竞争的合同。


当然,并非所有的大公司都具备垄断的实力。英国食品零售之王乐购(Tesco)发现,许多靠打折竞争的对手正将它的王座劈成柴烧。苹果和谷歌(Google)正在取代微软。此外,即使是在确实存在市场支配力的领域,哈伯格教授也认为其影响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小。但是,他颇具影响力的分析聚焦于垄断价格。我们如今知道,垄断企业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能损害我们的利益。


1989年,“啤酒令”(Beer Orders)促使由六家啤酒酿造商把持的英国酒吧业重新洗牌。这项法令的本意是希望引入更多竞争能提升啤酒的供应量、压低其价格。但结果并非如此。啤酒的价格不降反升。不过,酒吧的质量也提升了。之前,每个酒吧供应的三明治都味同嚼蜡,小便池散发阵阵臭气。“啤酒令”颁布后,突然间冒出了运动酒吧、烛光美食酒吧和其他选项。竞争的意义不仅仅是压低价格。


垄断者有时能够利用它们的规模和现金流造就真正的创新——回想一下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辉煌年代。但就造就许多重要的日常创新而言,中小竞争者构成的激烈竞争似乎是一种更可靠的方式。


现在,这种竞争不再像原来那样激烈了。“美国经济的商业部门正在老化,”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这种趋势见于各个地区和行业,既有的市场参与者享有根深蒂固的优势。《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一份调查补充道:“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中的创业比率和就业活力的变化速度都下滑了……这一下滑趋势在2000年后有所加速。”


这意味着价格上涨、创新减少,但博弈牵扯的范围可能还更大了。美国国内围绕“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持续展开的辩论,实际上是在争论如何用损失最小的方式监管在地方享有垄断地位的有线电视公司的行为。如果消费者真的有条件选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那么网络中立规则就只需作为一道最后的保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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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胆固醇较低



女性的胆固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关系较大

女性的胆固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关系较大




英国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含量低于受教育少的女性。


所谓“坏”胆固醇,学名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它之所以“坏”,是因为LDL-C水平升高会增加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危险性。


研究人员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含量与其受教育程度更加密切相关。


15岁以后继续读书并获得学历的女性,比那些较早辍学的女性胆固醇含量低得多。


对男性来说,胆固醇水平受体育锻炼的影响更大。科学家发现,做体力工作的男性胆固醇水平较低。


研究人员对诺福克郡的22,451个39至79岁之间的居民做调查之后,得出上述结论。


(编译:秦川 责编:顾垠)










转自 BBC中文

京官来港简介港政改决定 场内外招抗议




一些示威者打出了港英时代的旗帜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首选举框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专程到香港出席政制发展简介会,他呼吁香港各界理解中央的决定。


香港的简介会场地设在远离市区的机场亚洲博览馆,大会在会场外设立了示威区,但距离场地几百米外的在公共汽车总站,记者观察在示威区基本上完全看不见嘉宾进场的入口。




示威者威胁将采取“占中”行动






示威者打出的标语表达了愤怒之情




简介会开始前,社民连、学联、学民思潮及民阵的成员与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团体互相指骂。


当简介会开始时,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场内高叫口号实时被场内的保安人员带离会场。




警方加强了对会场的保安措施




当李飞准备发言时,已经表明将在立法会反对政改方案的泛民约二十名立法会议员在场内举起横额,高叫“中央失信、中央可耻、剥夺普选”口号。大会暂停会议,将议员肤离开会场。


占中行动的陈健民及朱耀明都有出席简介会。




支持北京当局决定的示威者呼吁对方案“先袋定”






支持政改方案的示威者认为政制在向前走




这次是中央通过香港的特首普选框架后,派出北京的官员到香港介绍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普选问题,及2016年立法会选举产生办法作出的决定。


简介会没有自由提问的机会,出席者可以将提问放入指定的箱中让负责人士抽签发言。


(BBC记者:陈志芬、萧尔、跃生)










转自 BBC中文

文汇报 | 特首若对抗中央 「一国两制」将告吹

【文汇网讯】(记者 郑治祖)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就香港政改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昨日表示,特首必须为爱国爱港人士,是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因为特首是双首长,既要对香港特区负责,也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他强调,如果特首与中央对抗,不爱国爱港,可以想像,在「一国」之下的「两制」就行不通,「一国两制」方针就要告吹。


李飞副秘书长昨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既要对香港特区负责,也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这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职责所决定的,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客观需要。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基本法规定须爱国爱港


被问到如何定义爱国爱港的条件、特首是否需要「爱党」时,李飞副秘书长表示,人大今次决定明确提出,香港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这是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是双首长、双负责,「所谓双首长,就是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既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他续说,这就决定了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必须拥护中央政府,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如果香港的行政长官与中央对抗,不爱国爱港,那麽大家可以想像,在『一国』之下的『两制』就行不通,『一国两制』方针就要告吹,所以爱国是在法律上必须履行的责任。」


李飞副秘书长续说,从1949年以来,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60多年的艰苦奋斗,全体人民发挥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战胜了各个方面的艰难险阻,发展到今天。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所以,拥护这样的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首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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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婚礼小镇Gretna Green:英格兰情侣向往的那片乐土


苏格兰“婚礼小镇”格雷特纳·格林


阁道大参考 http://ift.tt/XCqH1k 按:在苏格兰,有一个“婚礼 小镇”,只有2700人,但据估算,这里估计每年总计要举办5000场婚礼。这样的数字颇不寻常。看看临近的坎布里亚郡,人口50万,2011年全郡仅举办3000场婚礼。


苏格兰小镇格雷特纳·格林(Gretna Green),人口总数2700,平均每人每年“主办”两场婚礼。


据估算,这里估计每年总计要举办5000场婚礼。这样的数字颇不寻常。看看临近的坎布里亚郡(Cumbria),人口50万,2011年全郡仅举办3000场婚礼。


格雷特纳成了婚礼的终极地点,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小镇位于苏格兰南部边界,与英格兰一箭之遥。


1754年,英国 法律禁止21岁以下年轻人未经父母同意自行结婚。但在苏格兰,结婚的合法年龄是女孩儿12岁、男孩儿14岁。此外,在苏格兰,任何人都可以“见证宣誓”(declaration)为情侣主婚。


爱到难以自拔的英格兰年轻恋人要私奔,抵达的第一个小镇就是距离边境只有两英里的格雷特纳。


苏格兰“婚礼小镇”格雷特纳·格林


苏格兰“婚礼小镇”格雷特纳·格林


镇上颇有创业眼光的铁匠开始兼职做牧师—也就是所谓的“铁砧牧师”(anvil priests),为情侣主婚,换取一杯小酒、三五文钱。


1843年,一位铁匠撰文《泰晤士报》,宣称他本人25年间共曾在格雷特纳主办过3500场婚礼。


政府好几次想办法制止这一现象。1855年,纽卡斯尔一位国会议员形容格雷特纳婚礼“伤风败俗”、“破坏英格兰北部人的道德观念”。


一年后,英国引入法案,要求计划结婚的情人必须在举办婚礼的教区居住21天,作为“降温期”。


1940年,苏格兰废除“见证宣誓”结婚的做法;1977年,英国规定,年满18岁即可未经父母同意成婚。


不过,两个法律体制之间仍然存在一线所谓的格雷特纳差距。在苏格兰,未经父母同意16岁即可成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18岁。虽然现在在苏格兰结婚需要事先15天提出,但是对居住已经没有规定,这就意味着英格兰情侣仍然可以在这里相对迅速地完婚。


但是,尽管那些让格雷特纳成为婚礼之都的法律优势越来越小,其浪漫魅力依然长久未衰。“私奔到格雷特纳”仍然是恋人的口头禅,情侣依然蜂拥而至。


埃迪和莎拉躲去办个清静婚礼

埃迪和莎拉躲去办个清静婚礼



唯一的区别,现在,来格雷特纳结婚的不再只是私奔的少男少女了。


独特的历史已经在格雷特纳催生出一个产业。在这样一个小到不足以开超市的镇上,却有很多家酒店、婚庆公司、租车行、摄像馆、礼品店、发廊。


埃迪(52岁)和莎拉(49岁)正在一家叫做“著名铁匠铺”的婚庆店外拍照。他们从英格兰南部海滨小镇“私奔”到格雷特纳来结婚,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亲朋好友,希望回家后能给他们一个惊喜。


这对新婚夫妇说,“我们两人原来都曾结过婚,这次不想搞得太麻烦。我们选择格雷特纳,是因为这里有浪漫、有历史。这么多年,无数情侣曾经私奔到这里来结婚。”


“历史”和“浪漫”,在格雷特纳,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这两个词。


在英格兰那一边的卡莱尔(Carlisle)开婚纱店的艾尔沙·泰勒说,“很多新娘选择格雷特纳,都是因为这里的浪漫色彩。”


不过,如同拉斯维加斯的昼夜婚礼堂一样,格雷特纳婚礼的商业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泰勒说,“确实有点像香肠生产线,15分钟完事,一对接一对。有人喜爱这里的传统、花哨,有人却认为这有点俗。”


格雷特纳的“Mill Forge”酒店每年举办大约600场婚礼,其中80%的新人来自英格兰。酒店经理格莱姆·史密斯说,“偶尔还有私奔的恋人,不过没有从前那么普遍了。人们选择来这里,主要是因为她悠久的(婚礼)历史。”


他介绍说,他们的客人主要来自曼城、利物浦、约克郡、伯明翰等,不过,也曾接待过来自南非、乌拉圭、智利、美国和新西兰的新人。


图片显示大约1850年一对私奔情侣在格雷特纳•格林的铁匠铺结婚

图片显示大约1850年一对私奔情侣在格雷特纳•格林的铁匠铺结婚



格雷特纳是苏格兰独立辩论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长期以来,她一直靠和英格兰的不同来谋生,但是,其产业却完全依赖于跨境交易。


苏格兰独立会对格雷特纳的生意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格莱姆·史密斯难以断言,“作为苏格兰人,我心里想要独立,但是大脑却质疑,独立后怎么办、能行吗?”


不过,阿拉斯代尔·休斯顿却没有这样含糊其辞。他是“格雷特纳·格林有限公司”的老总,这是一家全盘婚庆公司,包括酒店、博物馆、礼品店、餐饮、甚至还有一个“谈情说爱迷宫”。


“著名铁匠铺”也属这家公司。铁匠铺历史可以追溯到1700年代早期,去年曾主办1500场婚礼,新人绝大多数来自英格兰。


今年初,这位老总还出了名,他向支持苏格兰留在英格兰的“Better Together”运动捐款一万英镑。


他质疑说,“在格雷特纳·格林,我们不办离婚。我们(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伴侣,有时候可能吵嘴,但是,有点磕磕绊绊就径直要离婚,绝对疯了。”


去年“著名铁匠铺”承办1500场婚礼

去年“著名铁匠铺”承办1500场婚礼



接下来,他又列举了几个独立后可能引出的“麻烦”,“一半工人住在英格兰、一半住在苏格兰,领的工资可能要是两种货币,交税的比例也不一样。再说,客人要到苏格兰来,可能先要把表调到不同时间;酒吧关门前想再买杯酒,可能要到国境那一边去!”


不过,其它商人对公投可能带来的冲击持怀疑态度。


附近一家小镇上有家“甜心蛋糕店”,生意很大一部分来自格雷特纳的婚礼。


老板林达·贝尔说,“独立不会带来连锁反应。有情人想来结婚,不管怎么样都会接着来。”(阁道大参考 http://ift.tt/XCqH1k 选自BBC,作者:埃斯特·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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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骁骥 |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蹲着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蹲着 - 孙骁骥 - 火星生活 Life on Mars

曾和一位女性朋友去香港购物,排队时间很长,站得久了难免脚累。尤其是女孩子穿着高跟鞋,我特意劝她到路旁边的公用椅子坐下歇歇,队由我一人来排,不料遭拒。拒绝之后,她干脆两膝一软,直接蹲在了排队的人群中。在一排站得挺整齐的队伍中突然有人采取如厕的下蹲姿势,自然会引来周围人侧目。当时我十分窘迫,赶忙拿出一份报纸铺在旁边地上,请她以草地野餐之姿坐下,结果她顿时发火,骂我死要面子,说她就喜欢蹲着。我哑然无语。最终,我们以一站一蹲的体位结束了这次魔鬼般的排队。

如此飒爽的英姿让我不觉联想到幼年曾看过的河南耍猴艺人与猴。所不同的是,以蹲姿往前平移的那位,既没长毛,还穿着细高跟,而站着以小碎歩在队伍中前移的我,脸上肯定看不到耍猴艺人那恭敬、世故的微笑,而只有一个表情:囧

那次排队事件让我在好长一段时间不停追问声讨,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喜欢蹲着,并且是在公共场合。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站着、坐着或躺着,而非要以八字大开的排泄姿势在大庭广众迎送众人?后来,这种追问却由外及内,渐渐转变成了一种自问、自省和自责——为什么我装模作样没有蹲着,不以下蹲的方式来接祖国的地气?我究竟是如何演变成了一个不接地气,悬在半空的讨厌鬼?

在马路边、屋檐下、商厦的门口、民居的院落,我经常能目睹大量与蹲有关的动作。更不消说公交、火车、客运站,哪怕只有容得下屁股的狭小公共空间,一定会发现彼处蹲满了目光凝滞、神色晦暗的身影。他们蹲着吸烟,蹲着聊天,蹲着吃东西,蹲着笑,蹲着打量路人,蹲着思考人生……要是你不刻意从生物体态学的角度出发,断然观察不出这种现象——我们其实是一个习惯蹲着的民族。如果说“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那么蹲着,就可谓中国的“国姿”了。

当我意识到“蹲”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后,我很快又发现,并不唯独我有类似的观察。加拿大脱口秀演员罗素·彼得斯以善于模仿各色人种的语言神态闻名。记得一次表演,他老兄先大肆调侃了一阵印度人的吝啬和诡异的英语口音,然后话锋转向了中国人。只见原本站着的他在舞台上缓缓下蹲,两腿叉开,两手直伸出去,绵软松弛地搭在膝盖上,左手还模拟夹着一根香烟的动作。蹲着的彼得斯随之开口用正宗港式英语说起了段子,谈话间不时用手递到嘴边“抽”两口烟。全场哄然,笑声雷动。我心想,这老兄观察可真是仔细,表演天赋也够骇人,没来过中国几次,居然一下就抓住了咱中国人最为逗趣、也是最典型的动作。后来,有机会出国,在中国城看见了街边蹲着抽烟聊天的海外华人时,我若有所悟。

虽然全民皆蹲,中外皆蹲,但蹲这个动作,自古以来就不雅观,它太容易让人联想到上茅房的姿态。《辞源》解释“蹲”这个字,一个重要的义项是“踞”。这是个什么样的体位呢?坐时屁股着地,两腿伸直向前岔开,此等动作就叫踞,也称“箕踞”。你也许会说,我每天在榻榻米或床上都这么踞着,舒服得很啊。有何不妥?确实,今天你在家里爱怎么踞怎么踞,无碍观瞻。但在上古时代,这么做恐怕就会污染他人的视觉感受。唐代以前,人们普遍不坐凳子,公开场合见面会谈都是屈膝跪坐在席上。跪久了,膝盖会疼,有些人为图舒服,干脆两腿一张,一屁股坐在地上,是为箕踞。但问题是,汉民族传统服装宽大松垮,很容易走光,且古人不穿内裤,因此,箕踞这个动作有在众人面前自我暴露身体的嫌疑,相当之不雅。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箕踞”故事,是关于汉高祖刘邦见长者郦食其。当年刘邦来到高阳,召见谋士郦食其,却不顾端庄,偏偏采用了不雅的蹲姿。《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当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脚”,相当于今天在洗浴中心点了个VIP双人套餐。以这种暴露淫秽的方式会见德高望重的郦食其,郦食其当然要发火,大骂刘邦“踞见长者”。而比起“箕踞”,更无礼的姿势是“踞坐”,即坐时两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你想想,一个大老爷们在你面前不穿内裤M字腿打开,你说你能觉着好受吗。

蹲这个动作的内涵,究竟是何时从“分腿而坐,屁股着地”变为“屈两腿如坐,臀不着地”,我实在不甚了然。但推想起来,进化后的“蹲”毕竟以脚掌着地,比起之前的脚背和臀部着地,不能不算是一种进步。大概这是由于唐末椅子、凳子等坐具的普遍使用,由“坐”的姿势逐渐改变而来。到北宋,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凳子上垂腿而坐,几百年这么坐下来,好不容易把过去脚背着地的习惯改为了脚掌着地。“蹲”的姿势也由此发生变化,变得与坐凳子的姿态更加接近——今天那些马路牙子上蹲着的吸烟者们,屁股底下不都像塞了一把隐形的小凳子吗?

至此,世界上最舒服的姿势被普及开来了。“蹲”这个姿势获得了进化,好处不言而喻,一是既方便又不累,随时可蹲处处可蹲;二来也不会再因暴露隐私的嫌疑而被视为无礼。不得罪人且舒服便捷,何乐不为。但副作用就是蹲久了,脊梁骨容易直不起来,人容易麻木,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性蹲着”。鲁迅在《花边文学·一思而行》写道:“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有论者说这文字写活了看客的麻木神态,讽刺了国民劣根性。不过我横竖看不出这意思。蹲着,是为了近距离观察地上的唾沫,绝对的实用主义哲学。眼界和思维接近于何处,目光和姿势就会趋近于何处。华夏文明脚踩大地,眼看泥土,当然蹲着最相宜。

北京有句老话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我觉着是“舒服不过蹲着”更确切。站着,把钱挣了,此事大不易;跪着,把钱挣了,又太丢份,而且搞不好膝下跪的是算盘,比站着更痛苦。还是蹲着把钱挣了,顺便把人生笑看了,最舒服,最畅快。至此,大彻大悟,大破大立。赶在写完这些胡扯的文字以前,我带着歉意拨通了那位女性友人的电话,相约下次购物,不“蹲”不散。然后掏出怀中的一支中南海,点燃叼在嘴角,走出咖啡馆,深吸一口气缓缓蹲下,眯起眼睛瞅着北二环路上的飞沙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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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新疆库车一所小学举行一年级新生军训

原标题:新疆库车一所小学一年级新生军训 部分家长担忧


新疆库车县林基路汉语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到第一天,学校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军训。这些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就参加军训,孩子们能适应吗?对今后孩子们成为学生会有多大的帮助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学校进行了采访。


在林基路汉语小学操场上,记者看到,上午刚刚报上名的200多名一年级新生,下午已经开始按班进行军训。在教官和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列队、基本站姿、基本口令、方向识别等一一做着动作。


由于学生年龄太小,对口令不太理解,教官只好一个个地纠正动作,然而教官在前面纠正,孩子们后面动作又回到了原位。前面教官在喊口令,下面队伍里孩子们的动作也尽显萌态,十分可爱。不过,半个小时训练,大部分孩子还是坚持了下来,只有一个小朋友边流泪边走出了队伍。


一年级三班新生穆妮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今天很开心,军训有点累,但我知道了这边是左,这边是右。”


正在组织孩子军训的一年级二班班主任苏珍珍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是第一次对小学一年级新生进行军训,部分孩子还有点不太适应,但家长在送孩子到学校前都给孩子提前打了“预防针”,效果比想象的好。


针对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军训,教官潘健介绍说,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针对娃娃的特点进行了改进,希望通过这种训练,能让这些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顺利完成到小学生的转变:“今天我们给小学一年级军训,主要培养三个方面。一个是集体意识。孩子在家都是父母的宝贝,家里的土皇帝,到学校要学会过集体生活;二个是纪律意识。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学会守规矩;三个是训练一些生活常识。比如识别前后左右,比如小学生在马路上要靠右行。”


新生家长黄兴芳对记者说:“儿子在家太调皮了,不听话,学校开展军训,希望能通过军训能让孩子变得听话点,让孩子象部队战士一样有那样的素质,即使达不到那样的效果,我想肯定要比以前好一些吧。”


但也有家长对小学一年级这些6、7岁的娃娃军训表示了担忧。家长刘庆玲说:“孩子太小,在太阳底下一站小半天,孩子会受不了的。”


虽然也有个别家长提出了反对在小年级学生中搞军训的意见,但林基路汉语小学校长孙建军表示,让这么小的孩子进行军训活动,是为了更好的磨练孩子们的意志。从幼儿园到小学之间是一个过渡阶段,孩子们往往会很不适应,通过短短2天的军训生活,让孩子们彼此之间有了一定了解,也更习惯小学生活,对以后的学习也会有所帮助。


孙建军说:“我们原计划是在四至六年级的学生中开展军训,但是大部分家长反映,我们一至三年级的学生也应该参与。因为一年级的小朋友虽然刚入学,但是要完成幼儿园到学校的转变,得有一个过程。简单的军训能让孩子尽快建立团队意识、纪律意识。”(记者 张雷 郝俊峰 实习记者 朱小维 热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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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不满北京普选框架 数千港人冒雨启动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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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淦恭 | 跟党报学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今天,人民日报新媒体“亮剑”了,出品了自上线以来最为流氓的一篇稿件。该文署名“侠客岛”(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笔名),原题是《【时局】香港反对派究竟是闹哪样?》。我实在看不下去,决定转载此文,并加以红字评点。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香港最近比较闹腾。但是究竟谁在闹,闹什么,有什么好闹?就有点复杂,尤其是站在内地人的角度,越是了解来龙去脉,反而可能越迷惑。(哼,我看这个问题越是了解来龙去脉,就越不迷惑,越是不了解来龙去脉,反而越可能被你迷惑)


人大常委会今天表决通过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将决定香港政改的几个关键点。然后,香港反对派估计可能会发动他们已经咋呼了很久的“占中”行动——决定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定不满意。


话说在并不遥远的2017年,香港将会实现特首普选。所谓普选,就是香港公民一人一票来选特首。港英时期,香港没多少民主可言,港督英国直接任命,一切英国人说了算。回归后的三任特首,则是由一个400—1200人的委员会选出来的。


从几百人投票到全民投票,这绝对是民主的飞跃啊!(从几百人投票到全民投票,绝对是民主的飞跃,这种把民主程度和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绑到一起,真是奇葩的理论创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议会制国家,议会制国家无论总统总理都是几百人投票,从几百人投票到全民投票就是民主的飞跃,岂不是说议会制国家都不够民主,明天改成总统普选就民主了?照此逻辑,那台湾立法委员减半,从225人变成113人,那绝对是民主的倒退啊…….)诡异的是,这个飞跃却正是闹腾的起因。因为有一群人,我们称之为香港的反对派,对2017的普选方法不满意,他们威胁说,如果不听他们的,就要出来“占领中环”。


反对派对普选方法的不满,主要指的是候选人提名方式。他们说,候选人应该“公民提名”,而不是提名委员会提名。他们还说,“公民提名”才符合国际标准,提名委员会那就是“假普选”。(反对派提出的提名方法从来不止“公民提名”,除了公民提名,还有“政党提名”,还有“代议机构提名”等等,虽然随着中央和泛民分歧加大,泛民和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倾向于有“公民提名”,但这绝对不能等同于当局和民主派的根本分歧,民主派的要求是不能基于候选人的政治立场进行筛选,“公民提名”归根结底是反对这种预先审查和筛选的手段,说得好听点党报这段话是混淆概念,说得难听点就是赤裸裸地造谣)


简直神逻辑,无敌了!先不说,公民提名选领导人的,全世界找不出几个例子,至少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通通不敢用,这能叫“国际标准”?(又把读者当傻子,日本加拿大德国都是议会制国家,根本不存在直选领导人的问题,哪里有敢用不敢用之说?美国法国是有总统大选,人家有没有公民提名不论,人家有政党提名啊,香港反对派就提了要政党提名啊,你说公民提名不是国际惯例难道政党提名也不是国际惯例?中央不准政党提名这一茬你为什么不敢跟读者讲呢?)公民一人一票选领导人,就叫做普选,什么时候公民还有了一人一票的提名权呢?(民众提名候选人的事情多了去了,宋楚瑜2012年参选台湾领导人不就是公民提名达到了提名的基本门槛才成为候选人的吗?而且写这段话的人已经完全疯掉了,中国大陆现行的人大选举法也规定,只要有10个选民联名,就可以提名一个人大代表候选人,这难道不是“公民的提名权”吗?你说公民没有提名权,你这不是公然说中国大陆的选举法是无效的吗?)一人一票提名,小学选个班长都嫌乱,怎能用在香港?(一人一票提名,小学选个班长都嫌乱,额滴神啊,党报评论君小学的时候选班长就有“提名”这个环节了,而且还不能一人一票提名,还需要有提名委员会“机构提名”啊?!太高大上,从小受到这么好的民主教育,给跪了)


更重要的是,反对派纠结的,其实是个没得商量的东西。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45条明文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香港是法治社会,“占中”发起人里还有法律学者,难道不知道法律不会因为几个人反对就失效?连香港普选的权利,也是基本法赋予的,如果连基本法都否定,那还要普选吗?(这段话的命门在于,“最终达至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这篇文章通篇不敢提“提名委员会”是个什么东东,你还有什么资格往下说呢?香港的提名委员会是参照中国大陆政协的模式,将香港市民分为若干个不同的界别,其中绝大多数的席位,属于工商企业和专业界,因此提名委员会完全不符合“同票同权”的现代民主原则,而且这个原则是被中国大陆写进了宪法和选举法的。在所谓“提名委员会”里,工人、农民的代表权,只有大工商业者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这样的机构完全只能代表大工商业者,根本不可能“有广泛代表性”,再从政治立场上来说,这个提名委员会也根本无法反映香港社会的民意,在香港立法会直选中获得过半数选票的泛民主派,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只占极小的比例。这样一个无论在阶层还是政治立场上都没有代表性的机构,何来是具有“广泛代表性”?你在大陆,你说人大、政协有广泛代表性,没人质疑你,你在香港搞一个类似内地政协的机构,要香港市民通通承认你这个机构有代表性,你这可能实现么?)


政改咨询是收集特首普选的意见,但是基本法已经规定好的部分,就不用谈,这是常识。当然,可以保留意见,说出来也无妨,问题在于反对派不是说说而已,他还要“占中”,不答应就闹,就瘫痪中环。中环是香港的金融中心,瘫痪了香港很受伤。这种做法,跟绑匪是一样一样的。(退一万步说,香港反对派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执政,这个方法不能让他执政他就反对,他就占中,这就是绑匪;那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李飞主任不是自己也说了吗,香港选出来的特首要是“不爱国爱港(dang)”,中央就不任命,那不就是说你也一样嘛,选不出你称心如意的特首,你也一样搞破坏嘛,都是绑架那就别装得这么道貌岸然)


“占中”行动本身是违法的,这点连“占中”发起人都不否认。他们说这叫“公民抗命”,还自比曼德拉、甘地。问题是,香港现在经济平稳,法治昌明,政府廉洁高效,人民生活有尊严,跟当年的南非印度有什么可比性呢?香港的情况,完全没有“公民抗命”存在的合理性。(这一段话,吐槽无力了)


其实,多数香港人不支持“占中”。“占中”一方前阵子搞了个“占中公投”,用个漏洞百出的电子投票系统,自称搞了79万票,反对“占中”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也搞了个反“占中”签名,结果收集到实打实的手写签名近150万个。这种街站的签名,要去排队,拿身份证核对,填表格,再签名,做起来挺麻烦,快节奏的香港人愿意去签这个名,足以说明民意所归。(呵呵,反“占中”运动,是个怎样的闹剧,稍微关心点的人都清楚,反“占中”游行莫名其妙多出来很多参加游行的内地客,甚至组织者公开给参加者发钱,就这样参加游行的人还明显比“占中”游行少,警方为了面子给一个假数据充数,至于这个运动的签名,那也不好说了。再者,这个评论写手把香港反对小圈子选举的人和香港反对派和“占中”巧妙地画了等号,好像香港反对人大决定的都是一群暴徒一般,反对“小圈子选举”的,并不等于就支持通过“占中”来抗争,反对“占中”的人当中,也可能有人不支持你的政改方案,你光以反“占中”的人数多来说,也是站不住脚的)


不管怎样,反对派还是会闹下去。闹下去的结果,最坏的就是最后普选没了,一拍两散。因为普选的实现,要经过“五步曲”,其中一步,是立法会2/3多数得通过政改方案,而立法会里有部分反对派的人,他们到时会怎样做,很难预料。(前面的账还没算完呢,这段话里面说“立法会里有部分反对派的人”,是为了强调反对派在立法会是少数,党报没告诉你的是,立法会现在也没有实现完全普选,也有一半的席位是少数政商精英才有资格投票选举的,所以香港有50%到60%的市民投票支持反对派,反对派在立法会里却只有三分之一强的席位,党报不告诉你这一点,就是为了让你感觉反对派在香港不得人心,只有“一小撮”)


中环被瘫痪,受损的是香港人,普选如果被拉倒,受损的还是全体香港人。反对派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缺德呢?这是因为,按照提名委员会提名的话,反对派中意的、可以跟中央对抗的那些人将很难获得提名;(根据前文所说,反对派在香港就是跳梁小丑,一小撮人,那么反对派中意的人获得提名了又如何啊?你为什么那么怕反对派中意的人被提名啊?还不是怕人家反对派提名的人当选嘛)还因为,香港还是有一部分对中共有成见,或者情绪大于理性的人支持他们,反对派闹起来反而有选票(香港还是有一部分对中共“有成见”,请问一下是什么“成见”啊,人家“成见”的那些事情你解决了吗,你该认错认错了吗,该道歉道歉了吗,你没有,而且你还不断地搞一些新的事端出来,这种情况下,人家对你不是“有成见”,是对你“有意见”,是你死不改,不是你改了之后人家对你“有成见”);最后更因为,反对派背后有外国势力撑腰,闹下去他们就有钱拿有饭吃,何乐而不为呢?(最后一句常见经典抹黑,是中国人就要支持CPC,只要不支持CPC,不支持现行的政治体制,一定都是外国人支持的,这种阴谋论讲够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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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评人大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出台




(参与2014年9月1日讯)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做出了四点内容的决定。决定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要求真普选的香港人立即表示将要实施占领中环的非暴力抗争。这里面最有争议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要求候选人“爱国爱港”,;另一个是提名委员会一定要多数同意才能成为候选人。



至于什么叫爱国爱港,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随后的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中,明显暗示就是要“爱共产党”。要想理解香港人对此要求为什么反感,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来。不久前,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江讯将称其为“中共党员”的人告上法庭,说:“你可以用一切肮脏下流的词语来侮辱我,但你不能污蔑我是中共党员”。胜诉后说“做了一生记者,总得有个清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香港是政见自由的,你可以组建任何党派,但是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本地的共产党,从中可一叶知秋。所以一定要让一个爱党的人来当特首,香港人什么心态可想而知。



第二个就是提名委员会的多数通过才能成为候选人。提委会把不喜欢的大部分排除掉,剩下两三个中意的再给选民投票。这种投票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很明显,这不是让老百姓选,而是提名委员会在选特首。李飞在辩解这一点时,用到了外国的议会立法程序做比喻。立法当然要多数通过,但候选人提名完全可以各党派团体各提各的。从李飞的解释也可以看出,这就是赤裸裸的把特首决定权交给了提名委员会,更进一步说明了老百姓的投票没有意义。大家想一想,哪里的老百姓愿意充当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投票机器呢?



现在应该明白,香港的选民对决定不满是有理由的。不过反过来看,李飞们的担心是否也有理由呢?



李飞们担心主要的是,特首要是不爱党,不听党中央的话,一定会有大麻烦。 这个担心恐怕是多余的。 香港是个法治社会,特首不过是行政长官,依法执政而已。 如果他要宣布香港独立,那就肯定违法了,根据香港法律,他也要遭弹劾下台。只要不搞港独,那么怎么施政就是香港社会内部事务。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是要香港公民亲自选择符合公共意愿的领导人以解决民生发展和社会



正义问题。现在非要用个提名委员会替香港人选特首,万一这个人民望很低,搞得民不聊生,香港人岂不把怨气撒到中央政府头上?



世界上的各民主国家,他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各自选举产生,出现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不是一个党派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各自依法执政,没有哪个地方闹的不可开交。李飞们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不懂法治的真谛,完全是凭一种人治下的统治者心态在做决定。



强违民意的结果,必将是剧烈的碰撞,不是民心被摧毁,就是帝国大厦的根基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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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关於民主的想像







文章来源:【 东网 】




罗永浩与王自如(左)的网络辩论,网民形容如总统大选辩论,并引发中国能有民主的想法



罗永浩与王自如的网络辩论直播,如果单论输赢,很难有一致的角度。到底是卖手机的完胜,还是做手机测评的完败,谁也不能说服谁,必将又是一场粉丝军团与情怀经济下没完没了的争吵,就像韩寒话题上所展现的那样。事情远比是非问题更难以消化。

因为不懂国产手机的优劣,实际上对罗王二位争辩的并不感兴趣,他们也都说了,苹果手机最好。不过,让人惊讶的是,直播进行中,有论者发出这样的感叹:谁说中国人不能进行电视辩论,这场辩论犹如总统大选辩论一样。就差脱口而出:谁说中国人不能民主?

在微信上就直播发了一点牢骚,就有读者在微信公号上留言,提醒我注意这次直播在科技媒体界的强烈反应,就像是“科技民主”一样鼓舞人心。对於如此乐观的评价,回覆只有一行字:请克制一下过度阐释的意念。估计这么个回覆,一定不能打消别人的欢呼。

民主这个词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人提及了,它与自由、宪政、公民社会等词彙一样,从大众媒体上消失了。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人们也极少提到这个词.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它能否实现、什么时候实现等问题,而在於它被提出来的方式,从一场辩论直播赛中昇华出来。

“科技民主”的提法也许很不严谨,但提出这个说法的是想归纳出以公开辩论来实现某种澄清目的的举动——而对“澄清”举动的取态,被当作类似於用脚投票那样的民选过程。这么说,依旧不是很严谨,但一场辩论被提升到如此层次来阐释,确实很有意思。

这火爆的归纳“民主”的方式,让人想起2005年超女票决时的场面。当年,超女选拔设置了让电视机前观众发短信竞争票数,决定超女去留。这一做法被当作“娱乐民主”来评议.然后,围绕“超女民主”的判断是否站得住脚,又是一番商榷式的争论。

以现在的情况看,九年前的娱乐民主除了让湖南卫视坐稳了电视娱乐业的大佬地位,如今连“玉米们”都已经老了,民主依旧没有降临.同理,将罗永浩与王自如的辩论直播因为科技民主,结局是可以猜到的。除了这些频繁更换的前缀形容词,民主不知所踪。

从聚集的人群就联想到“民主”,从新技术形态联想到民主实现的方式,这两类线索构成了关於民主想像的内容,或者说条件发射般的反应,当然也是浅嚐辄止的反应。除此而外,好像提不出更多的民主想像,更别说规划了,这个一定不是件好事。

这些年来,关於民主的最好普及读物,是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人们手捧着书,讚歎作者的精到观察,然后,看谭作人系狱,看杨佳突袭上海警局,看京奥上荡漾着民族主义荷尔蒙,看盲人夜奔,看天安门上演的剧目——总之是看尽场面,不发一言,民主淹没在缄默中。

反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对比:一方面民主这类政治术语被剔除,让人们遗忘关於这个词的一切行动能力及必要;另一方面,人群中又冷不丁地冒出“XX民主”的欢呼雀跃,让这个词变成对娱乐场面的形容词.有时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一种才是洗脑的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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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匡政: 協商民主有可能嗎?







文章来源:【 东网 】






最近,「協商民主」成了熱詞,很多地方政協都以此主題,展開了研討。中共「改革60條」,「協商民主」也是一節,其中有些規劃,如「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還把協商民主分為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等。政協成立65年了,民眾能否對協商民主多一些期待,目前還是一個疑問。



去年11月,大陸曾有31位省區市政協主席「退出」了省委常委班子,讓人們對協商民主有過一次熱議。有人甚至將之稱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認為省政協主席「退常」,能起到「淨化政協」的作用,有助於政協站在更客觀的立場上,發揮協商、監督的職能。但有人擔心政協主席「退常」,可能導致政協地位下降,與此相關的現象是,省級統戰部長「入常」的越來越多。


從中國權力配置的邏輯講,政治協商雖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但並不在權力架構中,把政協從決策機構剝離出來,至少從理論上能增加政協的獨立性。從法律角度看,政協對中共的重大決策或人事任命,是擁有反對權的,政協主席如兼任常委,讓政協在表達反對意見時,至少在程序與邏輯上無法自洽。因為政協主席既然是決策者中的一員,又怎能再次站出來反對自己參與的決策?這種來自權力設置的矛盾,使得政協根本無法站在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對政府的決策做出評價或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功能自然被消解。從完善政治協商制度與程序正義的角度說,省政協主席「退常」還是有一些意義的。


但大陸當下的政治架構,仍以權力為主導,政協之「退常」是否會被邊緣化,仍需看今後協商民主的進展。這大概也是地方政協開始熱衷協商民主的一個原因。中共建政之初,還能看到一些協商民主的氛圍,那個年代國家領導人中的民主黨派,也有近一半。但很快,各種政治運動,很快就協商民主的原則,政治協商制度不僅遭到破壞,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也淪為花瓶擺設。


政協能否走出政治花瓶的角色?至少目前看不到這種變化。雖然,協商民主在當下各國的政治生活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簡單說來,協商民主就是民眾通過自由公開的對話、討論、商議等,主動參與到公共事務與決策中,它被視為選舉民主的重要補充。與選舉民主解決權力的來源不同,協商民主更關心權力的決策過程。當權力解決了來源的合法性後,如何讓決策過程變得更為科學民主,這是協商民主關心的問題。


但在大陸很多官員看來,決策中諮詢一下相關專家對政策的意義和建議,就等同協商民主了。這是對協商民主的誤解。在協商民主中,無論是政府、民主黨派、社會組織還是民眾作為協商的各方,地位是平等而獨立的,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協商民主的過程也需由國家法律來規範的,不能隨權力者的意志而隨意改變。由於政協中多是官員,根本沒有民眾及弱勢群體的代表,所以使得當下政協根本代表不了民意,自然在民眾中也基本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每年兩會,政協雖有上十萬件的提案,但能在現實中落實的提案,卻少之又少。


如果真的想發展協商民主,首先需從國家憲法及立法層面,明確政協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的角色與職能,明確政協與其他國家權力機關的關係,給予政協以明確清晰的授權。政協或許整合了一些政治、知識與社會資源,但如在法律層面,沒有給協商民主以明確的政治權力,那就等於在浪費這些資源。只有在法律和制度層面,明確政協在決策過程中的職能、劃定民主協商的內容、規範委員的權力與邊界、完善協商民主的程序正義,才可能真正發揮協商民主的制度效力,提高政協委員的履職動力。


其次,還需以更為包容的心態,接納新的社會階層加入,尤其要擴大底層社會民眾的政治參與,尤其是那些站在維權一線的民眾,才能改變當下各民主黨派趨同的現象。協商民主的中心,就是鼓勵各階層的民眾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健康的民主政治,是以大多數民眾積極參與為前提的。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關注自己的社會環境,加入到參政議政的潮流中,政府的決策,才能吸納和體現不同階層的社會訴求,反映多數人願望,又吸納少數人的理性主張。尤其在今天,利益調整、權力腐敗、環境污染、貧富懸殊、食品安全等諸多社會問題,都使國家政治面臨更多挑戰,傾聽不同群體的意見與呼聲,變得尤其重要。


很顯然,真正讓協商民主發揮作用,可緩解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與衝突。因為如果能建立真正理性而程序正義的協商民主,就能為各種反對意見提供了表達機會,一旦某項決策通過協商民主的途徑得以決定,能使一項決策在誕生之初就被有了合法性。此外,協商民主還能在專家意見與大眾情緒間,尋找一個恰當的平衡點。因在協商過程中,已經融合了對事實、權利和公眾情緒的判斷,所以通過這種方式所做的決策,往往比官員和專家的決策更現實與合理。民眾在參與平等的協商過程中,也會因為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而調整自己可能偏頗的看法,這樣也有利於社會共識的形成。


協商民主的核心詞是尊重、參與、多元、理解、合作。協商民主想在大陸取得進展,只有真正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尤其是各種弱勢群體的代表和異見人士的參與,讓各方的利益階層通過協商、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對很多政治問題,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共識。這樣的社會共識因為了包容不同的利益需要、平衡各階層利益,才可能化解當下的各種社會矛盾與暴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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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告诉你另一个真实的中国







文章来源:【 作者博客 】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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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香港数千人抗议普选框架



数千人昨日在香港举行抗议,反对中国全国人大决定的选举改革计划,该计划将阻止北京方面的批评者竞选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行政长官。


中国为2017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公布了一个普选(一人一票)框架,但设置了苛刻的条件,确保北京方面能够预先审核候选人。行政长官是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政治职位。


“香港市民会有一人一票,但北京将选择所有候选人——傀儡。一个烂苹果、烂橙和烂香蕉之间有什么区别?”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表示。“我们要真正的普选,而不是中国特色的民主。”


传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支持的亲民主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表示,将按计划举行公民抗命运动,包括阻塞香港的主要商业区。一些中国评论人士称,如果警方无法控制抗议活动,中国可能会把军队部署到香港街头。


“占中”创始人之一陈健民(Chan Kin-man)向示威者高呼:争取民主,永不放弃……公民抗命,从不低头。


在各方围绕香港的政治前途举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辩论和集会之后,中国昨日表示,行政长官的潜在候选人必须获得由1200名成员(多数是亲北京的成员)组成的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同时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的特首候选人只能在2至3个之间。


“今日是香港一个非常黑暗的日子,”香港公务员队伍前负责人陈方安生(Anson Chan)表示。“世界其他国家应当直截了当地谴责这个决定……它就是向后倒退的一大步。”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认为“如果普选承诺得到兑现,如果选举让香港市民对于代表选民意愿的候选人有真正的选择,行政长官的合法性将大大提高”。英国官方表示正在研究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


这一决定将在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引发激烈辩论——批准这个方案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香港现任特首、亲北京的梁振英(CY Leung)将面临说服民主派支持该方案的艰难任务。


在现行制度下,行政长官候选人仅需得到选举委员会八分之一成员的支持——这一制度已两次让民主派人士竞选特首。通过要求多数成员支持,中国已确保民主派人士一个也不能参选。


陈方安生说,任何民主派人士都“绝无可能”支持这个框架。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表示,如果行政长官普选法案在立法会无法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那就只能“原地踏步”。这意味着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继续实行现行选举办法,由一个1200名成员(多数是亲北京的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围绕民主的辩论已促使香港两极分化。虽然港人比英国统治时期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但中国的批评者担心,共产党正在逐渐剥夺香港的自由。


根据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邓小平达成的协议,香港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原则进行管治,保证在1997年回归后50年期间在除外交和国防政策以外的领域实行自治。


但是,民主活动人士和许多当地人担忧中央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年6月中国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引发担忧,因为这份文件提出香港的法官需要“爱国”,令人对司法独立产生疑问。


朱莉(Julie Zhu)、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和海伦•沃勒尔(Helen Warrell)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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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 新聞眼/大陸亮底牌 香港抗爭恐無寧日


香港未來一段時間,將無寧日。這段時間多長、「無寧」到何等程度,沒人說得準。因香港今天的事,雖有很多在意料之中,仍有很多在預料外。


大陸人大常委會下午作出香港政改的決定,內容一早就透過出席會議的香港人大代表放風,底線亮出,本來不算意外;香港從特首到建制派,以既得利益為依歸,高調應和也在情理中;香港的泛民主派其實也為不識也不願普選的北京,設下國際標準的高門檻,他們激烈面對北京對特首選舉的高門檻,更是在所必然。


然而,香港並非只有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一定意義上,香港的中產從來是「沉默一族」,平時他們懶得表態,不逼急了,他們不會上街示威。有分析說,香港「占中」和「反占中」的,加起來絕對不足兩百萬人,香港七百萬人裡,大多數沒出聲。


這些沒出聲的也有代言者。這次香港激烈政爭中,出現了一個「溫和派」,他們以學者為主,也包括一些醫生、律師等等;理論上,他們是中產一族的代表。


也因此,在人大決定公布這天,一切反應都在意料之中,包括泛民立法會議員的宣示否決政改方案,包括啟動占領中環,也包括將出現大罷課等等;唯一未能料到的,是五十四名學者的聲明。更未能預料到的是,這些學者公開表態他們已從失望變成憤慨,並且公開聲言與北京割席。


失去香港一大塊的中間群,是這次香港政爭中最難解釋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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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東京觀察》安倍打贏長期政權構想第一仗

2014-09-01

◎張茂森


最近日本國內的重要話題之一,是九月三日首相安倍晉三的內閣大改組,以及自民黨高層人事異動。安倍這次改組內閣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進一步鞏固安倍長期內閣的基礎,在八月二十九日安倍─石破(茂)會談中,順利拔掉石破的黨幹事長位子,同時順利讓石破同意入閣(兩者都是內定),等於確保安倍在明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不會出現強力競爭對手,意味著安倍在其長期政權構想上打贏第一仗。


有多次入閣經驗的石破茂是日本政界的超級A咖,二○一二年十二月的眾議院選舉中,與安倍密切合作,讓在野的自民黨重返執政。出任黨幹事長後,在一三年的東京都議會和參議院選舉中,再度讓自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石破因而聲名鵲起,一二年底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安倍在地方黨員票上甚至輸給石破,幸好在國會議員票方面安倍勝出,當選黨總裁並順利組閣。


安倍上台後,擔任自民黨幹事長的石破掌握黨機器的龐大預算和所有公職人員選舉的提名權,成為明年黨總裁選舉時安倍更強勁的對手。在這次黨人事異動中,若不拔掉石破,安倍所受威脅將更大,因此從今年七月開始,安倍就公開放話要更換黨幹事長,讓石破「榮任」內閣新設的安保大臣,但遭石破拒絕。此舉等於公然挑戰首相的內閣人事權,遭到黨內大老反彈,甚至有人公開點名石破「你是什麼東西?」


過去民主黨曾因黨內鬥爭激烈而失去政權,自民黨自然不希望重蹈覆轍。在二十九日的會談中,石破同意出任安保大臣以外的職位,據稱是新設的「地方創生大臣」。儘管身邊仍有「留在閣外對安倍全面宣戰」的「主戰論」意見,但石破知道安倍的支持度仍維持在五十%以上,想在明年一口氣扳倒安倍並非易事。


安倍這次改組內閣的最大賣點,是加強安保和地方創生。安保大臣不會和地方發生關係,而地方創生大臣握有龐大經費,與地方息息相關,因此石破選擇後者,以維持他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此外,石破也有出任農水或總務大臣的機會,這些職位都和地方有關,但可能性不大。


石破的長處是地方關係良好,也有一副「選舉臉」。為了日後的地方選舉,安倍最後還是退一步海闊天空,讓石破自己「選擇」想要的職位,而石破也知道目前還槓不起安倍,因此放低姿勢演出「大和解」。不論如何,拔掉石破的黨幹事長,在「長期政權構想」上,安倍確實打贏了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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